【和而不同】
在過去30年里,日本選擇棄資產保產業的策略,讓人印象深刻。這一策略的結果是,雖然日本的國內經濟增長長期低迷,但其核心產業和技術水平卻保持相對穩定。正是由于日本實際擁有的生產技術保持相對穩定,在美西方重構供應鏈的背景下,作為中國的替代,一些產業開始回流日本。
韓和元
8月15日,日本內閣府公布了2023年第二季度的經濟數據,該國4~6月的GDP較一季度環比增長1.5%,與去年同比上漲2%;按年增長率計算的話,增長為6%,連續3個季度實現正增長,并創下3年來最快增速。按金額計算年度GDP規模,達到了560.7萬億日元(約合人民幣28萬億元),創歷史最高。此前,市場普遍預期,日本二季度GDP增幅在2.9%~3.1%之間,最終結果卻足足翻了一整倍。
此外,日本2023年的加薪率為30年來最高。在股票市場,日經平均指數一度回升到33年以來的最高點。
正是基于這些數據,不少外國媒體認為,日本經濟正處于強勁增長狀態。有媒體甚至認為,日本已然走出“失落的30年”。30年,這也不由得讓人想起已故斯坦福大學教授青木昌彥對日本的預言。
青木昌彥(Masahiko Aoki)出生于1938年4月,在東京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之后,于1967年獲得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。他師從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維茨(Leonid Hurwicz)教授。青木獲得博士學位后,先是到哈佛大學經濟系任教。他早期致力于微觀經濟理論研究。20世紀70年代初回日本到京都大學任教,開始研究與日本經濟和企業相關的經濟理論。1984年起受聘斯坦福大學經濟系擔任講座教授。
正是基于他對日本經濟和企業的長期觀察和研究,在他的一本著作中,青木昌彥曾預言過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的走向。他的判斷是,泡沫經濟破滅后的日本,要想走出失落,至少需要30年。青木昌彥把這一變化過程的起點,設定為1993年,原因是這一年日本自民黨一黨統治崩潰。于青木教授看來,這意味著的是一個時代的終結。從1993年至今,正好是30年。
那么,日本走出失落,為何要30年?青木昌彥給出的理由是,日本要從舊有體制過渡到新的制度體系,至少需要一代人,而這大致就是30年。譬如,泡沫經濟破滅后的日本,舊有的終身雇用制開始發生動搖。曾經發揮核心作用的40多歲、50多歲的人,越來越固步自封,而下一代人則試驗各種模式。經過這種不斷積累,歷經一代人的時間,制度才會逐漸發生變化。
青木昌彥認為,制度變化是“老游戲連結方式向新游戲連結方式轉變的過程”。有學者就認為,從市場角度來看,日本的公司治理改革、提高資本效率、人力資本投資等舊游戲發生變化的萌芽,確實已經出現。
譬如,日本的勞動市場開始變得更加靈活。隨著Job型雇用(職責崗位型雇用)的擴大,優秀人才獲得高薪,但如果缺乏相應的技能,就無法再獲得統一的薪酬了。在人手短缺的壓力下,曾是課題的人才的重新配置和人工費的變動正在加劇。
除了制度完成過渡這一因素外,促進日本經濟強勁增長的因素,個人認為還有如下幾點:
首先是,中美博弈,供應鏈重構下的產業回流。隨著日本國內土地成本的日益高漲、人口紅利的消失,到20世紀八、九十年代時,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轉移已經無法避免。可惜的是,面對大泡沫的破滅,日本政府只顧眼前利益,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,而不是順勢殺死僵尸企業、出清債務,加快產業結構升級,結果是固化了其原有的產業模式。
這樣一來導致的結果是,日本根本無法享受到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大發展所帶來的好處。相反,由于中國加入戰團,而使得日本國內產業逐漸趨于疲敝——受制于土地成本、勞動力成本,它們在中低端產品上,無法與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展開競爭。同時,又由于無法實現產業轉型升級,日本在高端產品方面,也開始變得無法與歐美國家,乃至與韓國、中國臺灣展開有效的競爭了。但最近,這種局面卻因中美貿易博弈和俄烏戰爭而開始發生逆轉。
而在過去30年里,日本選擇棄資產保產業的策略,讓人印象深刻。這一策略的結果是,雖然日本的國內經濟增長長期低迷,但其核心產業和技術水平卻保持相對穩定。正是由于日本實際擁有的生產技術保持相對穩定,在美西方重構供應鏈的背景下,作為中國的替代,一些產業開始回流日本。
事實上,數據也證實了這點。據日本財務省貿易數據統計,今年6月出口額超8.7萬億日元,同比增長1.5%。其中,對美國出口增長11.7%,持續21個月增長;對歐盟出口增長15%,持續28個月增長。
外需強勁,使得日本企業的盈利也繼續增加。日本上市公司2023年(4~6月)財報同步出爐,凈利潤總計(不含金融行業)為10.82萬億日元(約合人民幣5400億元),同比增長46.4%。企業利潤增加,這又為企業擴大再生產提供了充足的資金。同樣,企業利潤增加又會提高員工薪資水平,進而擴大消費。
其次是,過去30年中,日本的房價已經跌出了價值。上世紀90年代資產泡沫破裂之后,日本經濟就陷入長期停滯,連帶著資產價格也一蹶不振,房價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。
日本地價在1991年達到高點后開始一路下滑,無論是沉寂的時間還是跌幅都算得上是絕無僅有。根據1992年日本都道府縣的地價調查,從1991年7月到1992年7月的一年間,住宅用地的價格,東京都下跌15.1%,大阪府下跌23.8%,而東京市(即東京23個都會區)下跌27.5%。包括東京、名古屋、大阪、神戶、橫濱、京都等在內的六大主要城市的商業不動產價格,從泡沫高峰期到位于谷底的2003年和2004年,暴跌了87%,使得它們的現值只有當初的1/10。
漫長的下跌周期使得日本房價和租金均在發達國家中墊底,另外與全球其他核心城市相比,東京的房價要便宜不少。房價下降,為企業提供了一個低租金成本的環境,從土地成本而言,這又為日本承接產業回流提供了可能。
此外,日元持續貶值也是重要因素。2021年初,日元兌美元匯率為1美元兌104日元左右,之后一路走低。到今年8月14日,東京交易所日元曾一度跌破1美元兌145日元大關。這是自2022年11月以來,時隔約9個月達到相同的貶值程度,更新了今年的日元最低價。日元持續的貶值,另一方面促進了日本的出口,另一方面則是吸引了大量外國投資者和游客的到來,進而推動了日本經濟的增長。
當然,當前的經濟走勢,在相當程度上驗證了青木昌彥的預言是對的,不過,若說日本已走出失落的30年,仿佛又有些言之過早。畢竟,盡管此次日本GDP增長搶眼,但我們仍應看到的是,以個人消費為代表的日本“內需”環比下降了0.5%。這說明,日本經濟仍偏于出口拉動,且其出口目的地主要為歐美。一旦飽受高通脹之苦的美歐經濟,在貨幣大緊縮下開始下滑,日本經濟又該如何應對呢?
當然,無論如何,日本經濟出現的制度變化,以及泡沫經濟破滅后棄資產保產業的策略,仍然值得我們認真借鑒和思考。
(作者系廣州經濟學者)
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。